2005-2006年鲁迅研究热点追踪

2005—2006年的鲁迅研究领域，看似没有形成崭新鲜明的热点，却在持续热度的老话题上，萌发了多元问题意识，促成了很多有意义的争鸣与讨论。学者们除了倾力聚焦多年来的“鲁胡之争”现象外，对2005年版《鲁迅全集》面世后存在的问题意犹未尽，而随着鲁迅逝世70周年的到来，各地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鲁迅之死的谜团又再度惹人追思。本文拟对此进行追踪与梳理。

鲁迅VS胡适

自2005年10月，韩石山以决计“惊世骇俗”的姿态抛出新著《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之后，当年由谢泳引发的“是胡适，还是鲁迅”的跷跷板争鸣，硝烟再起。

该书封底印以“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揭秘两大文化阵营的明争暗斗，这是令鲁研界汗颜的一本书”，序言中亦声明在彰显一种“做学问的路数”，力争“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为此，作者采用了统计学等科学方法，尽量从多维视角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筛选，写法上糅合了小说叙事笔法，援引大量细节史实，以个性化的理解和评说，解读1927年前中国现代文化界的种种矛盾冲突。作品围绕我的失恋“撤稿事件”、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中的对抗，“闲话”事件中的纠缠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对留日派和流英美派两大学术阵营所代表的思想路径展开比较分析，透视鲁迅与胡适的经历和人脉，再现彼时文化界的繁盛与热闹。

比来比去，作者最后得出如下结论——“读鲁迅的书让人长脾气，读胡适的书让人长学问”。鲁迅与胡适的不同，无论在文风还是社会理念上，其实是新潮与传统的不同，创新与固守的不同，今与古的不同。也就是说，鲁迅的文风，未脱中国古文的樊篱，其社会认知未脱中国古代士人愤世嫉俗、不共戴天一类的命题，而胡适的文风则是全新的，文章彰显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宽容等全新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由此作者推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在文化上由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传承式人物，只能是胡适而不可能是鲁迅。”所谓“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指的是“少年时要多读胡适，老年时再读鲁迅也不迟。”不要强制少年人读鲁迅。“鲁迅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尖锐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刻薄的用语，苍凉的情感，都是常人难以比肩的。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

该著作出版后，引起很大争议，并掀起多年以来“胡鲁之争”的又一个小高潮。对其评价较高的是部分山西批评家或编辑，如谢泳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认为韩石山的判断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接受不接受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历史的真相，并能对这种真相保持清醒的认识。陈克海在《站在鲁迅 胡适背后》（《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9日）一文中认为韩石山借批判鲁迅为死气的文坛注入了活力。互联网上的转贴张耀傑的《文人鲁迅与学者胡适》评论该书最大成功在于准确地把握到了鲁迅是文人，胡适是学者这一根本点，并分析了鲁迅的文人脾气和反民主的特质，指出，学者是近现代文明的产物，其话语表达是体现民主自由价值追求的科学理性；文人则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其特征是党同伐异的价值取舍和情绪冲动的话语发泄。

对该著作更多的批评是尖锐的。如：邵俊峰的《少不读胡适　老不读鲁迅》（《山西文学》2005年第8期），认为韩石山是在用道德文章评说鲁迅。他的研究方法一个是纵向推演，即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学，推出鲁迅是因为个子矮小，而变得心狠，从而形成了病态人格，正是这种病态人格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另一个是横向比较，即从职业地位、学术思想、社会理念、生活做派、婚姻家庭，乃至长相、收入等等各个方面和胡适等留学英美的洋博士做比较。这种用世俗之眼看鲁迅的比较法，实际上是将其定位成了追逐名利之徒。讷言的《爱读鲁迅读鲁迅 爱读胡适读胡适——质疑韩石山先生的“两不读”》（《太原日报》2005年11月23日）为韩石山的观点归纳了五点，即“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上，鲁迅下。新旧两派之间斗争：胡适胜，鲁迅败。鲁迅胡适文风特质：胡适通，鲁迅涩。双方社会理念对比：胡适新，鲁迅旧。两人著作的读者群：胡适少，鲁迅老。”韩石山这种迷信胡适的倾向，使“两不读”的理由非常牵强，而难有说服力。左国春在《学术与情绪》（国学网2005年12月15日）一文中认为“学术不是逞一时之意气，更不应是情绪的宣泄。”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仍需将历史人物置于历史中，以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价值观审视历史人物。文中还纠正韩石山对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说法，认为应为“大将”而非“主将”。梁展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与个人之间》（《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期）则告诫韩石山仅用考据的方法来从事思想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仅从心理角度对史料进行解释，从而对思想者的倾向做出草率的是非判断更是匆忙和简单的。杨光祖在《韩石山：贬鲁抬胡为哪般？》（《社科纵横》2006年9月）一文中批评韩论述太武断，关于女师大风潮的表述有偏袒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一方的倾向，整部著作高调“贬鲁抬胡”，甚至以“骂鲁”为时髦。郜元宝的《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崇胡贬鲁”之风》（《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一针见血地指出韩石山所仰仗的只是一种不完全的传记研究，把学界零散的观点系统化，将躲闪的贬鲁倾向挑明，推到极端，达到了耸动视听的效果，这实际上是近年“崇胡贬鲁”者所有议论的精髓，从海外的林毓生，到国内的朱学勤、李慎之、谢泳、韩石山等，要么不欲深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要么对胡适、鲁迅一知半解，只因为渴望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心甚热，就操切持论，难免学理上的漏洞。这种不珍惜传统资源的做法，完全是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魏邦良的《老调重弹为哪般？》（《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1期）则指责这是本“炒冷饭”的书，材料旧，观点也不新，但作者竟公然有一份材料，说十分话，对鲁迅尽情贬低和打压，得出的结论不能不是自相矛盾的。

对韩石山的声讨实际上是对多年来“抬胡贬鲁”思潮的有力反驳，但这是一种很有市场的声音，在这方面更偏激的代表是邵建。他在《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和《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Ⅲ)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12期）等文中大肆指责“鲁文化”是公开拒绝宽容，并带有独断性的刀笔文化，在今天应该成为一个检讨的对象，而“胡文化”则是一种以宽容理念为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化，甚至说文革反文化性即源于“‘斗’其里而‘骂’其表”的“鲁文化”。而胡适作为另一种文化表征，则是上个世纪走失了的文化形态。在被边缘化的漫长时间中，像芥子一样，一点一点生长。作者希望其能在21世纪里发展壮大。二元对立研究法运用过度就会重蹈阶级论的覆辙，他在《一次奇异的思想合辙——胡适鲁迅对苏俄的态度》（《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8期）一文中分析了大量史料，判断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胡一致表现出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趋同，这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怪异现象。鲁迅认同苏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方式，而在胡适眼中，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是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争自由。因此，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这一“意图伦理”是使二人合辙的地方，但鲁迅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胡适方式是自由主义的。

尽管从80年代以来，学界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在力争恢复大师原貌，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同时，逐渐出现了“崇胡抑鲁”的过头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个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遗风已经没有了余绪。陈守礼就是“扬鲁批胡”的典型代表。他在2005年第7期的《中华魂》上发表《一个值得关注的舆论动向》一文，异常焦虑乃至愤怒于近年来舆论界刮起的“美化胡适”之风。在作者眼中，这股风“甚至以鲁迅等许多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反衬来加以歌颂。”那些对胡适评价高的人，“是要开历史倒车，恢复旧中国、旧世界。”而“我们应该做澄清事实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清胡适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和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真面目。”作者并不否认胡适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但却认为政治立场的反动限制了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把相当的精力用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去了。”作者后来又在2005年10月11日《时代周报》上发表 《胡适竟然是这样一个人》一文，以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名义，批评1999年版《辞海》对【胡适】词条的删改，认为“把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话删除、否定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04页和1999年版第1822页）。这是为胡适开脱，为了抹掉胡适办《独立评论》鼓吹‘剿共’和鼓吹对日妥协投降的罪行。”陈文公开指责目前国内人通过为胡适翻案来制造妥协投降的舆论，大有上个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遗风。作者其他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求是》2005年第8期）《怎样评价胡适其人——兼评宣传〈胡适全集〉的一份〈广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

对于“胡适还是鲁迅”这种玩脑筋急转弯般的文字游戏，自出现以来，就一直有学者在纠偏，在强调文化的多元和共生态。朱健国的《胡适为何不反鲁迅》（《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3期）认为“抬胡贬鲁”或“扬鲁批胡”，都是在贬损“五四”。中国近五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现鲁迅与胡适，正是这一思潮在作怪。王彬彬《不成问题的问题——鲁迅与胡适比较中的问题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认为，“抑鲁扬胡”的比较，是一种“‘决计问罪’在先，‘搜集证据’在后”的伪问题研究，并以“骂人问题”最为突出，而将所谓“骂人”从鲁迅每一篇杂文中的具体语境中“梳理”出来，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加以“批评”，这是非学理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词、一句话，是“骂人”还是“批评”，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本不可能脱离具体语境做出抽象的区分。杨支柱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9期上发表的《读鲁迅的书 走胡适的路》点明最近几年卷入所谓“鲁胡之争”的人，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的。他们无论是“崇鲁抑胡”，还是“崇胡抑鲁”，其批判精神的唯一源泉还是鲁迅的著作。在批评鲁迅不宽容的同时，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比鲁迅还要不宽容。对此，作者指出，宽容，不应该成为打人的棒子，并奉劝那些陷入“鲁胡之争”的人，不要试图以杂文的文学样式在人文领域立言，多读鲁迅，是为了刺激麻木的神经，抵制奴化，于公民教育大有益处。张梦阳的《互为镜像的鲁迅与胡适》（《粤海风》，2006年第2期）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鲁迅还是胡适的世纪难题，必须来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转换思维模式，超越那种比较高低的模式，超越党派窠臼、政府标尺，超越“神化”或者颠覆的惯性，而创建新的现代文化中国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鲁迅学和胡适学这两门学问加以整合。

除此之外，柳士同的《是胡适也是鲁迅》（《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10期），孙展的《要鲁迅也要胡适》（《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徐迅雷的《鲁迅胡适并行不悖》（《观察与思考》2006年第21期），闵良臣的《革命与否——兼谈鲁迅与胡适对革命的态度》（《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5期），等文均认为理解鲁胡二者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彼此放在历史的坐标系里，互为参照。2005年10月28日至30日，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举办了“鲁迅与胡适”学术讨论会。与会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致强调，不要像以前那样以政治派别来衡量人物，而要充分认识政治的相对性，重视文化的相对持久性。在研究思维上要警惕矫枉过正，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新时期要更加客观，实事求是的对待二人分歧，力争回到历史现场，避免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学术研究一定要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做出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而不是采信一些随意的议论。

在关于对鲁迅和胡适两大精神存在是抬高还是贬抑，抑或是共荣共生的争鸣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远离火药味，从纯客观的学理探讨和史料梳理的角度对二者进行平和的比较。如平原的《童年的烙印——从童年经验看鲁迅、胡适文化性格的差异》（《美与时代》，2005年第6期），李洪华的《同遇与殊途:论胡适、鲁迅的婚恋情感及其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竺洪波的《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论之一》，（《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范伯群的《特缘时势要求 以合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于民雄的《鲁迅与胡适》（《文史天地》，2005年第2期），京华的《鲁迅与胡适》（《档案时空》2005年第11期），朱正的《鲁迅和胡适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陈漱渝《鲁迅的自由观及其与胡适的异同》（《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周海波的《鲁迅与胡适：现代启蒙的两种可能性》（《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6年10月版），汤景泰的《启蒙的两种路向——论“五四”前后胡适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北方论丛》，2006年第6期），乔根的《从〈儒林外史〉看胡适、鲁迅的小说批评观》（《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家康的《胡适与鲁迅》（《党史文苑》2006年第17期），张东旭的《鲁迅与胡适政治观之比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吴二持的《鲁迅与胡适比较谈》（《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王金霞的《围城内外的文化先驱——以鲁迅、胡适的婚变为个案论国民性改造的艰难》（《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陈占彪的《论“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革命”——以鲁迅、胡适为中心》（《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刘东方的《从胡适、傅斯年到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的变迁》（《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等等。以上众多丰硕的学术成果显示了“鲁迅与胡适”这一比较命题持久的潜力和魅力。

2005年版《鲁迅全集》

自鲁迅先生逝世以来，我国出版界已经先后四次系统整理出版过《鲁迅全集》。1936年鲁迅去世后，许广平、胡愈之等人着手编辑，后由上海复社出版20卷本包括著作、翻译和辑较古籍三部分的《鲁迅全集》；1950年冯雪峰在上海组建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王士菁、杨霁云、林辰等人，分头注释新版《鲁迅全集》。1956年至1958年出齐十卷本，不含译文和辑录古籍；197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简体中文版；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容、注释和校勘方面都有明显进步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2001年6月12日，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修订工程正式全面启动，历时四年半后于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12月3新版全集全面上市。围绕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学界和鲁迅爱好者就版本和内容校勘等各方面问题争相发表文章，形成不小的研究热潮。

第一、关于版本。先后有岳洪治的《鲁迅全集》的三个“人文本”（《天津日报》2005年1月9日）、张小鼎的《〈鲁迅全集〉三个里程碑式版本》（〈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23日）、孙郁的《在〈鲁迅全集〉的背后》（2005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等文，追溯了自鲁迅先生逝世以来，我国出版界系统整理出版《鲁迅全集》的历史。张小鼎在《〈鲁迅全集〉三个里程碑式版本》一文中认为，就编校内容质量与流传影响而言，鲁迅著作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集版本，首推1938年20卷本；1958年10卷本和1981年16卷本。该文发表后，宋桥于3月9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鲁迅全集〉补白》一文。对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筹资、1938年版纪念本乙种、《鲁迅三十年》、1958年《鲁迅全集》十卷本、1981年版精品、台湾出版的《鲁迅全集》及《鲁迅全集》题签书名等问题，补充了相关历史资料。如，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筹资过程中，曾得到当时的海上闻人杜月笙和某国民党高官的资助；前三版《鲁迅全集》分别由蔡元培、沈尹默、茅盾题签书名；“1938年版纪念本乙种本”是“深蓝丝绒封面，皮脊金顶”等等。对此，王锡荣又于4月6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鲁迅全集〉补白〉的补白》一文，指出：“前三版《鲁迅全集》分别由蔡元培、沈尹默、茅盾题签书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茅盾并没有为《鲁迅全集》题签。也没有任何一版采集茅盾的字为书名。《鲁迅全集》1938年版为宋体印刷体，1946年版为鲁迅本人手迹体，1958年版为沈尹默所书，1981年仍沿用1958年版沈尹默字体。宋桥文中提到的《鲁迅三十年》，应为《鲁迅三十年集》，封面书名仿宋体；《鲁迅手稿全集》是隶书，《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均为启功先生所题。对“1938年版纪念本乙种本”是“深蓝丝绒封面，皮脊金顶”的说法也提出疑问，认为应是黑色皮封面，还有一种红色胶布面，黑色皮脊皮包角的装帧，并没有蓝色丝绒封面。同时指出，台湾出版的《鲁迅全集》并不是只有唐山出版社一种，当时还有谷风出版社、时代风云出版社都出过《鲁迅全集》，时代风云出版社出的是单行本。对于杜月笙和某国民党高官曾经资助出版《鲁迅全集》一说，认为出于传闻，需要更多第一手证据才能定论。

第二、关于内容。2005年版《鲁迅全集》全书共18卷，比1981年版新增收佚文24篇，佚信18篇，以及68封《两地书》原信，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含日文原稿和中译文）约10万字。整个全集的分卷基本没有变化，其中第一卷至第十卷为创作卷，收录了鲁迅创作的小说、杂文、诗歌等。第十一至十四卷为4卷书信，十五至十八卷分别为3卷日记，1卷索引，十八卷全集共700万字。新版中新增注释一千多条，修改原注释一千多条。

本次修订版校勘以鲁迅校阅过的版本为准，并参照手稿、初版本、初刊本对《全集》的原文进行了核对、甄别、改正。这次修订过程中共改动一千多处。比如，第七卷《集外集拾遗》中鲁迅的4首旧体诗《无题》(两首)、《报载患脑炎戏作》和《秋夜有感》，题目均为1981版编者所加。新版根据发现的鲁迅书赠条幅手迹，改为《酉年秋偶成》、《戌年初夏偶成》、《闻谣戏作》以及《秋夜偶成》。另外，新版《全集》还根据专家的研究考证，删去了被认定为周作人作品的诗歌《惜花四律》。在书信部分，删去了已作为诗歌收入《全集》的致台静农书信2封（1933.01.26.《二十二年元旦》、1934.03.16.《闻谣戏作》），和经鉴定不属于鲁迅书信的《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书信附录中）。

与增收内容相联系，新版《全集》还删去、调整了个别篇章。根据鲁迅著作的出版规划，将以《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鲁迅科学论著》来分类整理出版鲁迅著作。这样，1981年版《全集》中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生理试验术要略》一篇将放到以后出版的《鲁迅科学论著》中，与鲁迅的《中国矿产志》、《人生象敩》等科学著述放在一起，不再收入以创作为主的《鲁迅全集》。

对于增收的书信，有两个热点问题引起了争议。一是鲁迅《两地书》原信，二是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件。1925—1929年间鲁迅与许广平的部分往来书信，由鲁迅于1933年作了较大的修改，编成《两地书》，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同时鲁迅又十分珍惜自己的原信，全部重新抄录保存，80年代这些原信曾先后以影印和铅印的形式单独出版。这样，就形成了《两地书》版本和原信文本的差异问题。此次修订编委会认为，《两地书》中鲁迅的原信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作家写信时的思想面貌，并且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应当在新版《全集》中予以体现，所以编委会最后决定在新版《全集》中收录《两地书》的原信68封。

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件，1995年被全文发现，这是鲁迅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经过对此信文本的仔细考察和讨论，专家认为，此信没有原件依据，其文字风格与鲁迅手笔完全不同，也不能证明此信经过鲁迅审阅，但这封信具有很重要的文献意义，应在《全集》中得到完整的反映。

对于《两地书》的处理，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以朱正为代表，他在《新版〈鲁迅全集〉新在何处》（《北京日报》2005年12月12日）一文中认为，《两地书》是一部供公众阅读的著作，所收信件在编入这书之前，鲁迅作了大量的修改增删。这些改动之处正好是一种极有用的研究资料。在一部《全集》中，《两地书》和这些原信是互相不能取代的。本版二者兼收，是一大进步。而持反对意见者如韩石山则公开表明《这样的<鲁迅全集>我不买》（《文汇报》2005年12月23日）。该文认为：一，鲁迅致许广平的信，既收入定稿，就不该收入原信，既收入原信，就不该收入定稿。若原稿定稿皆收，凡有原稿的其他著作，也应当收入。二，致增田涉的信，若收入增氏原信，则其他人给鲁迅的原信，凡能找到的也应当收入。《全集》书信部分则应是“来往书信”。三，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件，既非鲁迅所写，又未经鲁迅审阅，不应当收入。

举出确凿证据来证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不该收入全集的是周楠本和刘运峰。前者严谨考证了鲁迅第一手原始记录、史沫特莱的回忆录以及茅盾历次关于“长征贺电”的回忆，证明这是一封不该属于鲁迅书信的信。尽管这是九十年代挖掘的与1976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卷首所印电文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封完整的以鲁迅茅盾名义发表的致红军贺信，但鲁迅是否曾经托人代笔是值得怀疑的，因而，将其收入2005年版全集，其编辑理念与三十年前迎合意识形态的书信集无二。（《一封不应该收入〈鲁迅全集〉的信》《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刘运峰也在《〈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茅盾生前怎样说》（《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一文中以史实证明茅盾没有参与此事，新版全集不应收入贺信。

第三、关于注释与校勘。注释是读懂鲁迅的钥匙，是研究鲁迅的线索，但注释往往是出问题最多的地方，也是最需要付出艰辛和细致的劳作。新版全集出版后，陆续有人撰文进行探讨和补正。2006年的《鲁迅研究月刊》相继登载有：王景山的《〈鲁迅全集〉注释随感》、廖久明的《关于2005年版〈鲁迅全集〉与狂飙社有关的部分注释——兼谈完善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法》、周楠本的《关于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校注的问题》、陈元胜的《〈鲁迅全集·〈绛洞花主〉小引〉注释补正》、吴作桥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补正五则》、孙玉石的《总会有人走近和诠释这部经典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注后琐言》、陈福康的《新版鲁迅全集第五卷修订略论》，等等。

另外，张小鼎的《体现新世纪学术水平的〈鲁迅全集〉——浅谈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几个特色》（《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分别从修订的原因、原则、编注历程、以及文本、注释、篇目、校勘上最新的亮点，对新版全集做出了综合权威性的介绍和评价。

纪念活动

2006年是鲁迅逝世后最盛大的纪念年。各地展开了丰富多样的纪念活动。无论是鲁迅的故乡绍兴，还是鲁迅工作过的北京、上海，乃至其足迹所至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无论是纸上传媒还是网络平台，人们用各种各样精彩的方式纪念这位带给国人深厚精神资源的思想和文学大家。

第一、2006年10月17日至18日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举行了“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120多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鲁迅的多维文化构成及其精神与艺术的渊源，尤其是不同的文化血脉在鲁迅心灵中相互激荡、碰撞、交流、沟通、融合与创新的过程。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开幕式上说，鲁迅著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鲁迅的心灵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是相通的。

第二、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了建馆50周年暨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大会，并向社会开放新的鲁迅生平陈列。鲁迅之子周海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邵燕祥、蓝英年、王得后、陈丹青、莫言等学者和作家，也到会参与研讨，表达了对鲁迅的钦佩和怀念之情。同时，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与朝阳区文化馆共同主办、邀请日本仙台小剧场在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公演了表现鲁迅在仙台经历的话剧《远火》，并组织了2006“我读鲁迅”全国中学生征文大赛等相关活动。

第三、 在上海举行的一系列鲁迅纪念活动，其缅怀主题超越了以往鲁迅先生固定单一的战斗化形象，让其回归亲切自然。周令飞和陈丹青在上海图书馆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鲁迅。周令飞认为，以往的文字总是把鲁迅描述成喋喋不休、拿着匕首的形象，紧皱双眉，神态凝重，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而他的个性和生活似乎都被淡化掉了，只剩下一个壳。这样的鲁迅形象离开了他作为文学家的最根本的位置，显得非常空洞。陈丹青也认为，鲁迅的形象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劫持，尽管从最初的政治话题直至今日引起争议，鲁迅形象的变化也证明了中国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90多年前，鲁迅誓言“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今天，浑身光明的孩子们应该放鲁迅回家。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陈丹青：《鲁迅是谁?——写在鲁迅逝世70周年》《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1月1日）与此同时，上海鲁迅纪念馆召开了“永远的民族魂：鲁迅丧遗文物展览”，展出了鲁迅去世时留下来的签名、挽联等史料，并组织了鲁迅诗歌朗诵会。

第四、以周海婴为理事长，周令飞为主任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在香港时代广场举行了“鲁迅是谁”展览会，香港随之推出了“香港鲁迅周”活动。鲁迅于1927年曾到过香港，先后在香港大学及香港青年会作《无声的中国》及《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经典演讲，香港给他的印象难以言说又难以磨灭，他说：“香港虽只一个岛，却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这次活动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鲁迅后人希望能够经由一个逝去的灵魂，去审慎回顾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思考鲁迅思想对21世纪的意义，也让回归以后的香港了解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轨迹和文化精神。

第五、随着鲁迅诞辰125周年的到来，以鲁迅为代表的远东文学引起全球学者的高度关注。2006年6月27日-7月1日, 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共同主办了“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暨远东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典、斯洛伐克、乌克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余位汉学家与会，他们以文学全球化为背景，围绕远东文学特别是鲁迅创作遗产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建设的贡献，从不同文化出发进行了学术对话。

第六、日本仙台纪念鲁迅留学百年。1904年9月，在东京弘文学院求学的鲁迅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06年10月离开仙台弃医从文。虽然在仙台只有一年半时间，但他在仙台与恩师藤野先生的知遇，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转机，并流传了名作《藤野先生》。2006年10月22日至23日，日本宫城县和仙台市政府、各界友好团体以“纪念鲁迅仙台留学100周年市民之会”实行委员会的名义，以图片和实物，在仙台市博物馆举办了《鲁迅与仙台》展览。作为“鲁迅先生东北大学留学百周年纪念事业”，仙台东北大学举办了《鲁迅——动荡历史中的留学生》特别展览，其中展出了鲁迅的学业履历书、入学志愿书、与友人的通信，以及当年藤野先生为周树人用红笔密密麻麻添改过的医学笔记等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东北大学在当年鲁迅听过课的阶梯教室举行了纪念仪式，教室中间第三排最左边的座位是鲁迅当年经常坐的地方，纪念仪式上周令飞坐在了当年祖父的座位上，而藤野先生的孙子藤野幸弥则坐在周令飞的旁边。

除以上有影响的纪念活动外，我国江苏、深圳等地还有各种讨论会也在纷纷举行。很多报刊杂志开设了纪念鲁迅专栏，不少网站开辟了鲁迅纪念专区，更有无数的年轻人自发地在网上留言，或者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文章，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对鲁迅先生的缅怀。

自鲁迅逝世后，对鲁迅的纪念，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次比一次盛大，一次比一次多样化和贴近民间，这已构成了鲁迅学界的一大文化景观。已有学者撰文对鲁迅纪念活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反思和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史建国的《纪念鲁迅的七个十周年史》（《粤海风》2006/05），徐妍的《三次鲁迅诞辰纪念活动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后者分别考察了1981年、1991年、2001年的三次鲁迅诞辰纪念活动的形式、结构和话语。由于三次纪念活动均适逢思想文化转型期，因而都自觉承担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转型的重大使命。由此作者在分析“文革”后鲁迅形象被重构原因的同时，也展示了“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复杂形态。在作者看来，鲁迅100周年诞辰的文化内涵是让民族英雄的鲁迅形象重新凝聚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它以悬搁历史记忆的方式否决“文革”时期被神化的鲁迅形象，进而重构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之源。而鲁迅110周年诞辰的现实意义却不是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管理，而是推进改革开放的经济步伐。当国家意识形态对鲁迅阐释出现了各个矛盾侧面时，恰好缝合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伤痛性记忆，同时也促成了其反思意识。鲁迅诞辰120周年则允许纪念者去掉政治、偶像等符号，暗示着鲁迅已经逐渐地还原其平民化的原初形象，这又是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

70年过去了，鲁迅对我们依然新鲜、尖锐、厚重，依然有很多言说不尽的谜团。随着鲁迅逝世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关于“鲁迅之死”的话题，再度惹人追思。2006年4月，周海婴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X光胸片进行了再次审读，结果没有判出须藤诊断其死亡原因为“气胸”的现象，须藤五百三在鲁迅死前还以胃病为主要治疗目标，令人难以想象，因为以鲁迅历年的体征和病史，刚毕业稍有实习经验的医生也能诊断出，而如果及时送医院的话，鲁迅有可能再多活5-10年。因此，在《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上，周海婴发表了《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一文，表示等待将来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不能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要把它留下来作为后人考证之用。”《春秋》2006年第6期还刊发了周海婴的《鲁迅之死——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及须藤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以及许广平认为“不符合当时治疗实际情况”的病案。